正在崛起的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对人口吸引力加强,再加上这些城市不断出台人才政策,将迎来人口增长高峰。但真正要留住人才,面临多方面影响因素,其中*重要的是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率、工资性收入增长率和环境因素等。随着多个城市人口*潮的爆发,地方财政压力或加大。

  各地抢人大战日趋白热化。

  2018年,更多的城市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,并以更大的财政补贴力度吸引人才*,预计将有更多城市迎来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增长高峰期。

  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,未来几年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将迎来人口增长高峰。但真正实现人口增长,从而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推动作用,面临多方面因素影响。其中,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率、工资性收入增长率,以及环境因素等,将是影响人口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关键。

  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放缓

  在人才争夺战之下,各个城市人口出现了哪些变化?

  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武汉、长沙、成都、南京、西安8座城市进行分析观察,其中既包括一线城市,也包括新一线及二线城市。这些城市也是东中西部的典型城市,在区域分布上具有一定代表性。此外,其中一些城市近期发布人才政策,成为舆论关注焦点,具有话题性。

  通过比对2014-2017年这8个城市的常住人口、户籍人口数据,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发现,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速逐步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,而户籍人口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增长。

  根据近五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数据,北京常住人口增加量逐年放缓,2014年到2016年常住人口增加量分别为36.7万人、18.9万人和2.4万人,2017年则头次出现了负增长,比上一年减少2.2万人。

  北京户籍人口的增加量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,分别为17.1万人、11.8万人和17.7万人。但在2017年名列前茅次出现了负增长,户籍人口总量为1359.2万人,比上一年减少3.7万人。

  上海则在2015年出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,减少数量达到10.41万人,2016年出现短暂小幅增长,增加量为2.4万人,但2017年又出现了负增长,减少人数达1.37万人。

  从2014年到2017年,上海的户籍人口增加量保持稳定增长,分别为4.12万人、4.36万人、5.88万人和6.15万人。

  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,这与一线城市人口承载量趋向饱和,以及相继出台人口调控措施有关。

  一线城市出现常住人口、户籍人口的增长放缓或负增长,一个重要的因素是,和一线城市相比,新一线城市、二线城市不断崛起对人口吸引力加强,比如后者的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更有吸引力。

  以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比较,2017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数量为2170.7万人,尽管比上年末减少2.2万人,但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仅52张,少于武汉市、杭州市、成都市同期的71.9、74.1和75.4张。

  反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,其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增加量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。以杭州为例,2014年杭州常住人口增加量为4.8万人,增长率为0.5%,到2017年的增加量达到了28万人,增长率为3%,比2014年翻了6番。除西安因合并西咸新区导致常住人口增加量为70万人以外,杭州的常住人口增加量在各城市中位列名列前茅。

  另外,杭州的户籍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715.76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753.88万人,增加量也从2014年的9.15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17.88万人。

  二线城市人才政策频出

  在2017年出台了*新政的城市,其户籍人口数量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。

  据武汉市统计局数据,2015年和2016年武汉市户籍人口增加量分别为1.96万和4.57万人,与上一年相比增长率为0.2%和0.5%。而在2017年户籍人口数量为853.65万人,增加了19.81万人,增长率达到2.3%,与2015年相比户籍人口增长率翻了11.5倍。

  出现同样情况的还包括西安、成都等城市。这些城市在2017年的共同点是,相继出台主要为大学生等高技术人才提供安居*、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常住人口的增加。

  武汉在2017年连续出台了《关于实施技能兴汉工程的意见》《武汉市拓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实施办法》和《武汉市高技能人才引进工作实施办法》3个政策性文件,从户籍、事业单位招考、人才流动等方面鼓励技能人才成长。

  杭州则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出台了“人才新政27条”与“若干建议22条”人才政策,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制定不同支持方案,核心关注居留*、教育医疗、社会保障、创业资助、融资渠道、成果转化等等方面的问题。

  今年2月,杭州又进一步推出了《关于加快推进杭州人才国际化的实施意见》,推进杭州人才国际化建设、并建设一批“名校名院名所”,提供外籍人才出入境便利政策。

  杭州市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,2017年杭州人才流入率和海归人才净流入率居全国城市首位,引进外籍人才6150名、海归人才4068名。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7.93万名;其中,研究生以上学历1万名,增长20.9%。

  *潮加大地方财政压力

  多个变量因素会影响上述政策的执行效果,并对本来人口政策的*终结果产生影响。

  随着大量的人口向一座城市集中,其相应的公共配套设施能否同步提高,是需要观察的变量因素之一。

  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发现,武汉市的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的增速逐渐放缓。2017年,武汉市拥有的医院床位7.84万张,以当年常住人口1089.29万人计算,每万人拥有床位数量为71.9张,较之2016年,每万人床位数量仅增加了2.75张,增长率为3.97%。

  2013年-2016年,武汉市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分别为53.89张、58.16张、63.68张和69.15张,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1.9%、7.9%、9.4%、8.5%。

  在放开*标准,通过各种政策引导使得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双增长的情况下,公共配套设施的人均占有率能否同比跟上,是考验一个地方能否长期留住人的指标之一。

  同样参考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量,杭州的情况尽管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,但以2013年-2017年的总体情况观察,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仍在合理的区间内。

  根据2017年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,2017年杭州市的医院床位7.02万张,以当年常住人口946.80万人计算,每万人拥有床位数量为74.1张,增长率是6.3%。

  2016年,杭州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是69.65张,增长率是12%,而2015和2014年,增长率分别为8.5%和5.75%。

  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需要提醒的是,随着多个城市人口*潮的爆发,对于地方财政的压力或将有所显现。

  根据研究结果表明,2014年成都市每增加一个城镇户籍人口,所需要增加的公共财政开支为16.80156万元,其主要将投入包括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建设。而这部分开支对于财力相对薄弱的地区而言,短期内大量的户籍人口增长,或将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压力。

  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认为,随着新一线及二线城市户籍制度的开放,未来将迎来户籍人口的增长高峰期,但人口政策究竟能否获得真正的效果,决定因素依然是常住人口的变化。这一变化难以在短期内反映出来,应该用3-5年的地区常住人口变化情况来衡量。

  此外,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率、工资性收入增长率,包括环境、产业发展等因素,都将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。